弟弟刘乐毅,今年25岁,2008年7月毕业于某重点大学,拥有档案管理学本科学历,现留居省会城市,月薪不足1500元;
姐姐刘艳,今年33岁,1993年初中毕业,两年后南下打工,熟练掌握电子装配技能,每月收入2000多元。
面对这个现实,弟弟的心里有点想不通:“我历尽波折找到的工作,月薪还没姐姐高。为什么呢?”
民工姐姐:掌握熟练技术,身价逐年提高
刘艳18岁时,在办了身份证之后,跟着回老家过年的老乡一起去了深圳打工。通过老乡的介绍,她顺利进入一家玩具厂当工人。1995年,每月700~800元的工资,工厂里有免费的宿舍和食堂,刘艳的工资大部分都省了下来。“姐姐经常往家里寄钱,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的生活费一部分就是她给的。”刘乐毅说。
由于勤奋努力,一年多后,已经成为熟练工的刘艳,再次经老乡介绍,跳槽到另一家玩具厂。这个玩具厂不仅厂房大,而且设施比较齐全:除了食堂、宿舍之外,还配有健身房、商店、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,薪酬也比原来的工厂高。再后来,她和同事先后去了东莞和广州,干起了电子装配的工作。
几年时间过去,刘艳对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作早已熟练掌握,也积累了不少人脉关系。像她这样的熟练工人是众多工厂争抢的对象,所以工资待遇逐年提高。
在外打工的十几年,为了节省路费,刘艳很少回家,也不经常给家里打电话。5年前,她辗转来到了温州,这里有一个老乡的聚居村。刘艳的家乡——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的一个村子里,有很多像她一样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孩子。
刘艳现在温州的一家电子装配公司做技术工人,月薪平均2000多元。除此之外,她还利用在玩具厂工作的经验,买回一些塑胶模子,空闲时间做一些雕塑玩具,周末拿到街上去卖。
去年,刘艳在温州与同在当地打工的老乡结了婚,生活更加甜蜜了。
本科弟弟:专业太冷,工作难找
2004年8月,刘乐毅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但是专业由经济学被调剂到档案管理学。除了他本人,没有人注意到这看似细微的差别,乡亲们逢人便传:村里又出了个大学生。
大学期间,刘乐毅在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做学生助理。他发现,来学校参加招聘会的单位很少有招档案管理学专业的,偶尔有几个,工资待遇都很低。直接工作的出路不好,他想到了当下很热的“考公务员”。
刘乐毅报考了武汉、南京等地的公务员,但成绩并不理想。“当时心里期望值都很高,报的都是好单位,但本科学历不占优势,都失败了。”他说。
对考公务员失去信心之后,他开始拼命地在网上搜集就业信息。“那段时间一有空就坐在电脑前,搜索各种招聘信息。只要和专业沾一点边的就投简历,大概投了有100多份。”
投出去的简历大部分都如石沉大海,刘乐毅只收到了个位数的面试通知,其中包括他心仪已久的单位。然而在“怀着激动的心情”参加完面试之后,便再无音讯。
临离校的时间越来越近,刘乐毅越来越焦虑,以至耳朵经常出现幻听。“那段时间,老感觉手机铃在响,干什么都不上心。特别是发出简历后,会不停地看手机,看看是不是有用人单位打来通知面试。但基本上每次都很失望。”
听说几个同学在深圳找到了工作,刘乐毅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到了深圳,他住在同学与别人合租的公寓里,和同学挤在一张床上;白天就去网吧,继续在网上搜寻就业信息、投简历,接到通知就去参加面试。
半个多月过去了,没有任何结果,刘乐毅只好又辗转回到学校。“在深圳找到工作的同学日子也不好过,个个都是‘月光族’。他们每月发了工资得先把交房租的钱存起来,否则,一不留神会把钱花光了,连蜗居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又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,刘乐毅放弃了当初所有的梦想,进入了一家民营食品公司。“工资扣完各种保险等费用后,拿到手里的不足1500元,扣除房租、吃饭等费用,就只能剩几百元了。”刘乐毅苦笑着说,“初中毕业出去打工的孩子也能挣这么多,有的比这还多哩。我这大学真是白上了?”
报告称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待遇出现趋同趋势
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分析说,随着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多和青年农民工数量减少,我们还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工资水平有趋同的趋势。这种趋势一方面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提高,另一方面意味青年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加剧——部分青年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较早,积累了经验技能,具备一定的就业竞争力,较好地满足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,从而可能会与大学毕业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竞争关系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1岁和22岁的毕业生与同龄的青年农民工的工资分布进行对比,发现都是“千元档”,青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略高于毕业生。